广州23日出台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方案征求意见稿，新方案增加坚持不限制私家车上牌，并取消了中心城区限制外地车的措施，新增了限制公务车的内容。到2015年，本市各级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不再新增公务用车指标。
　　在质疑成为群体意识的网络，一项公共决策要获得网民们的激赏、佳评并不容易，而广州这个方案，颇得网民赞誉，殊为可贵。治堵不限私车、不限外地车，而限制公车，在公众心中很是受用。不拿私家车、外地车开刀，决策者把百姓幸福放在心里，是给力“幸福广东”的生动诠注，而限公车则可视作自我限权。
　　北京城市治堵方案出台之后，《新京报》作过一个调查，民众“最不能接受的”，依次是“根据户籍，限制外地人买车”（占38.2%），“对公车使用不限制，只限制私车”（37.5%）。“广州样本”绕过这些暗礁，实属明智之举。
　　公车之所以在城市治堵中屡受瞩目，频被提及，一则源于公平诉求，公车私车都上路，都占用道路资源，限“私”不限“公”，“私”为“公”让道，是何道理？作为公共管理者，就该自己领先垂范，带头遵守公共政策。
　　二则出于效率考量，虽然迄今为止中国公车数量仍是哥德巴赫猜想，谁也莫知其详，但数量多且滥是不争的事实。相对于私家车而言，公务车往往使用频率高，上路时间长，更加挤占、浪费道路资源，它们对城市道路拥堵的“贡献率”不可小觑。限“私”不限“公”，公车急剧膨胀，这堵又如何得治？因此，治堵撇开公车，无论从公平还是效率，都是难服众的。
　　权力自我束缚是痛苦的，治堵限“公”不限“私”也一样，知易行难。如果公众对此还有什么期待的话，我想首先要“牙齿当金使”，说到做到，不增就是不增，一辆也不能增，不能时紧时松、前紧后松、上松下紧，“后门”频开；公车不但不能增，还要把黄华华省长的指示——“公务车太多，太滥了”、“接下来省内要加大力度整治”——落到实处，既治公车之沉疴，又治拥堵之痼疾。（连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