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外媒的消息称，硅谷的计划报废制造模式成为电子垃圾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目前，美国还没有联邦法律要求回收利用电子垃圾，而硅谷公司的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不耐用，使用寿命相对较短。对此，部分最大的电子垃圾制造者却无意作出改变。

　　国外媒体FastCompany发布文章称，硅谷计划报废的制造模式让电子产品变得不耐用，造成大量的电子垃圾，部分最大的电子垃圾制造者也无意作出改变。美国没有联邦法规要求回收利用电子垃圾，各地的相关规程也往往支离破碎。那么，该由谁来清理硅谷的电子废物呢？

　　以下是文章主要内容：

　　去年4月，苹果发布了一份长达58页的、有关2016财年生态保护“进展”的环境责任报告。该报告称，在前美国环境保护局局长丽莎˙杰克逊(LisaJackson)的领导下，苹果展开了多项环境可持续性和安全方面的项目。然而，之后Vice旗下科技网站Motherboard发布的报告发现，苹果指示第三方回收机构粉碎它的旧产品，使得它们无法被重新使用或者再利用，即便那些赢家还能够用于存储数据。苹果的粉碎协议政策，让我们能够窥见一个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电子垃圾。2014年和2015年分别产生了大约4100万吨电子垃圾(据估计，2014年不到六分之一的电子垃圾被循环利用)；2017年预计这一数字将攀升至5000万吨。

　　不同于传统的家庭垃圾，电子垃圾包含重金属和有害化学物质；智能手机使用铅、水银和溴化阻燃剂，由于毒性和缺乏生物降解能力，这些物质长期以来一直在危害人类、动物和环境生态的健康。电子产品的制造还需要开采“冲突矿物”(钶钽铁矿、钨锰铁矿、锡石和黄金)，这些物质都被用于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当中。此外，随着这些矿物的供应日益有限，矿工必须要从深海寻找替代品。

　　“智能手机上的天线需要使用钶钽铁矿来获得那些WiFi网络信号……在全球各地，它的来源已经没那么多了。”深海生态学家安德鲁˙塞勒(AndrewThaler)指出，“在它们在电子产品中结束其使用寿命以后，我们并没有很好的渠道去重新利用这些矿物……随着地表上的矿体被开采殆尽，就像石油探采那样，我们将要尝试从越来越深的海洋寻找这些资源。”

　　美国没有联邦法律要求回收利用电子垃圾，各地的相关规程也往往支离破碎，难以处理；只有25个州实施了要求回收利用电子垃圾的法规。此外，电子垃圾回收利用基本上都是民营，因此它的控制权落到效益驱动的企业手中。2013年，《纽约时报》报道称，政府对索尼、东芝、苹果等公司的回收利用项目缺乏监管，导致了回收商的欺诈行为：它们谎报其所回收的电子垃圾的数量。第三方组织的回收利用流程可能也会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回收商与制造商签署的合约和对环境保护协议的遵守程度不尽相同，这影响了电子垃圾的实际回收量。依仗可回收材料的市值的企业在材料成了废品的时候可能会选择放弃它们的库存，或者将它们扔到垃圾填埋场。

　　“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是阴极射线管(CRT，常见于过往几十年的电视机和电脑显示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科学政策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弗雷亚˙科纳普(FreyjaKnapp)表示，“有铅玻璃是个严重问题。里面的钡会带来麻烦。很多生产阴极射线管的工厂市场行情日益下降，你可以看到很多废弃的工厂，里面还堆放着大量的有铅玻璃。”

　　计划报废模式的影响

　　然而，要对此负最大责任的可能是计划报废的制造模式，即软硬件过了一定的时间之后就会变得不兼容或者过失，或者说硬件被有意设计得不耐用。举例来说，智能手机可能使用两年以后就不大好使了，或者说不支持最新的操作系统或者应用版本。(苹果2016年年末推出的操作系统iOS10推出了诸多仅面向iPhone6S或以上机型的触觉功能。)这一点也体现在大件的电器设备上。2015年，欧洲环境新闻资讯服务ENDSEurope发现电子产品的使用寿命在变短，指出“购买新设备来替换出现故障的设备的情况对设备总销量的贡献比例从2004年的3.5%上升到2012年的8.3%；大型家用电器购入后5年内要更换的比例也从2004年的7%攀升到2013年的13%。”

　　硅谷公司的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不耐用，使用寿命相对较短，只有2年到5年时间，这些是尤其有害的因素。此外，不同于几乎任何其它的电子产品品类，来自苹果、谷歌和微软的设备甚至成为了无处不在的文化符号，因此它们的市场需求特别高。

　　“很多的企业都是生产几年后就会过时的设备，对于用户来说它们用几年以后就毫无用处了，你必须要购买新的设备版本了。”塞勒解释道，“如果智能手机能够持续使用10年时间，那电子垃圾回收利用就没有那么大的需求了，也不需要设法去解决每两年就要购买新的手机的需要所带来的海量电子垃圾了。”

　　那么，归责要从设计开始追溯。“计划报废迫使市场不断去消费，因此无法不将企业的谋利动机和电子垃圾联系起来。”科纳普说道，“设计决策更多地集中在硅谷那里，该地区的设计决策影响到电子废物的生产，它们能不能够回收利用或者废弃，它们的使用寿命是否超过1年、3年或者5年。那里所做的设计决策有着很大的责任，甚至可能有着最大的责任。”

　　电子垃圾制造者无意改变

　　部分最大的电子垃圾制造者对于作出改变几乎毫无兴趣。纽约州的一项法案S618B(“公平维修法案”)旨在要求企业向用户出售替换零件和工具(在一些情况下，还需要提供说明书)，禁止软件锁(可阻止第三方供应商更换电子部件)，进而消除电子产品维修的障碍。近期来自苹果、Verizon、美国消费技术协会(CTA)以及其它大型科技公司的游说努力寻求阻止该法案被通过。(多个其它的州也出现类似的法案，包括伊利诺伊州、堪萨斯州、马萨诸塞州、明尼苏达州、内布拉斯加州和田纳西州，Motherboard指出，在这些州科技巨头疑似游说议员反对通过那些法案。苹果、Verizon和CTA尚未回应对此文的置评请求)

　　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业界提出了不少的技术性解决方案。塞勒认为，为了打击产品的废弃问题，企业可以开始减少“代码膨胀”；换言之，它们的软件工程师应当预先编写最小的软件，由于“细小”，软件无法同时兼容几代不同的硬件。“由于企业没有动机去缩简软件来使得它能够很好地运行于旧的设备，那旧的设备因为软件就会变得过时。”他说道，“如果你改变智能手机主板上的处理器，那手机的基础架构改变的话，你就不能围绕它来设计软件。你需要新的软件和新的手机。但很多情况下，基础架构的变化速度会跟不上软件的膨胀速度。”

　　其他人认为，企业可以实行一种生态环保的硬件设计：绿色设计(DFE)。然而，该概念有些模含糊不清；跟“企业责任”一样，它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依靠企业做任何决策的时候都优先考虑环境或者公共健康而非它们的利润，似乎也存在误导性。技术专家们还指出，政府应当通过授予税率奖励来鼓励企业回收利用它们的旧产品，或者生产更加耐用的软件。

　　电子产品行业的谋利动机带来的生态影响十分深刻，它们也是主流经济秩序的系统性症状。“硅谷企业想要人们多消费，因为那能够拉动它们的利润。”圣何塞州立大学循环利用发展中心主任兼讲师布鲁斯˙奥尔谢夫斯基(BruceOlszewski)称，“资本主义的动机向来都是利润最大化。其问题在于，像社会公益和减少污染这样的事情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并没有反应机制。”

　　不过，奥尔谢夫斯基指出，只要调节电子产品生产的经济原理开始发生变化，该问题就并非无法解决。“我们希望，谁造成该问题谁就应该埋单。这将需要政府的某种大胆的领导……这关乎创造新的经济。认识到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的需要是政府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