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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垃圾分类到循环经济，以深圳实践看超大城市固废治理方案 |
| 加入时间：2025-07-23 来源：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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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关键阶段，固体废弃物（下称“固废”）年产量已突破百亿吨规模，而传统填埋处置方式不仅造成环境污染、占用土地资源，更导致大量温室气体排放。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提出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深圳等11个城市入选首批试点。随着《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等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固废资源化已成为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重要突破口。
我国“无废城市”建设重点聚焦工业固废、农业废弃物、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四大领域，其中城市生活垃圾治理尤为关键。深圳作为管理人口超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面临土地资源紧张、环境承载力接近极限等挑战。据统计，深圳年均产生生活垃圾约1200万吨，建筑垃圾超过1亿吨，传统填埋方式已难以为继。在“无废城市”建设背景下，深圳市通过系统性创新，构建了垃圾分类、精细化处置、多方协同和动态政策调控的全链条治理体系，积极探索“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科技支撑、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模式，为超大城市固废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解决方案。
垃圾分类赋能城市可持续发展，深入发掘资源价值与环境效益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持续攀升，预计2030年将达到5.85亿吨。生活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具有资源与环境双重属性：经科学分类和合理利用能够转化为再生资源，如若处置不当则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人类生活环境和健康。2019年起，我国全面推行“四分法”分类标准，将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深圳市作为首批“无废城市”试点城市，通过智能回收箱、绿色账户等创新举措，实现了42%的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为超大城市垃圾分类提供了示范样本。
垃圾分类政策的有效推广能够显著改变进入城市市政系统的混合垃圾组分构成。例如，餐厨垃圾的有效分离能够使混合垃圾热值提升15—20%，这一改变既能够提高焚烧发电的效率，同时能够减少填埋产生的甲烷排放，为整个生活垃圾处置系统带来碳减排效益。另一方面，分类后混合垃圾中塑料组分占比显著增加，但由于当前城市回收体系中的塑料垃圾普遍存在破碎、混杂等问题，传统机械分选技术的回收率不足40%，严重制约了资源化价值。混合垃圾中塑料组分含量对评估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过程的环境表现方面至关重要，因此在后续管理中应通过技术创新和精细化管理，推动废弃物处置和资源回收两网融合，充分释放可回收垃圾的资源价值，实现环境保护与资源再生的协同发展。
精细化处置结合智慧化管理，实现固废治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垃圾分类政策的实行使后端形成更为复杂的物流体系，如果后续垃圾资源化处置水平不足，则分类收集的形式和范围也将受限。过去10年间，我国生活垃圾管理体系正经历从“无害化处置”向“资源化利用”的战略转型。通过持续推进垃圾分类，我国已实现99%以上的无害化处理率，但传统的填埋和焚烧模式仍难以满足新时代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需求。深圳作为“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创新性地构建了“精细化分类+智慧化处置”的新型管理模式，将集中式末端治理处置与精细化资源化利用技术结合，为社会发展创造更丰富的资源二次利用价值。
深圳模式的核心在于技术创新与系统优化。首先，开发智能调度系统实现垃圾物流精准匹配，在多个垃圾管理环节之间建立动态联系，为各类废弃物匹配最优处置路径，控制垃圾处置系统碳排放总量；其次，采用厌氧消化与热解气化等组合工艺，同步处理厨余垃圾和塑料制品，在确保无害化的同时提升资源转化率；再者，建立全流程数字化监管平台，实现从源头投放到终端处置的可视化管理。这种创新实践能够打破“先污染后治理”的线性思维，通过末端处置与资源化技术的系统耦合，构建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新范式。它不仅解决了“垃圾围城”的困境，更为超大城市固废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深圳方案”，为我国循环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破解固废循环利用的“三角困境”，构建多主体合作机制
当前我国固废管理正经历从“末端治理”向“全流程管控”的重要转型，但各主体间的利益诉求差异形成了现实阻碍：政府侧重于提升环境效益，产废企业需控制成本，利用企业则受制于原料质量和技术瓶颈。这种“三角困境”导致资源化产业链条难以有效衔接，使得我国固废资源化率长期徘徊在30%左右，与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普遍60%以上的资源化率相比，存在明显差距。破解这一困局需要在政府、产废企业和固废资源化企业之间建立协同机制，促进不同主体间的协同合作与市场可持续发展。
应对固废治理挑战，政府应首先发挥主导作用，通过补贴、税收优惠与制定排放标准等“激励—约束”并重的政策组合引导企业积极参与；产废企业则需不断完善内部分类体系，推动形成固废资源化利用的细分市场；利用企业则应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提高资源转化效率。这种协同体系的建设不仅需要制度创新和技术突破，更有赖于全社会环保意识的提升。只有当各主体形成发展共识，才能真正实现固废管理的“闭环化”转型，发挥跨主体协同效应，推动实现建设“无废城市”建设和循环经济发展。
差异化的政策与市场调控策略，实现“三位一体”协同发展
固废循环利用是一个需要政府、企业和市场协同发力的系统工程，需要根据固废资源化市场的不同发展阶段采取差异化的政策组合。通过科学的政策动态调整能够有效引导市场机制逐步接棒，形成“政策引导—企业响应—市场驱动”的良性循环，推动提升固废资源化利用效率。在固废治理初期，市场机制尚未成熟，需要政府构建“激励—约束”并重的政策组合打破僵局，如实施阶梯式收费制度，对分类垃圾减免部分处置费；或设定再生材料强制使用比例，创造市场需求等，通过“政策孵化”效应撬动市场，从而提升企业合作意愿。
随着回收渠道的完善和市场机制的成熟，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制度创新，通过制度设计，将环境正外部性转化为市场内生动力，实现从“政府主导”向“市场驱动”的平稳过渡。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者，应持续优化激励政策，构建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对全流程表现突出的单位给予支持。同时要主导回收渠道建设，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技术创新，通过绿色采购政策培育市场需求。例如深圳宝安区试点将建筑垃圾资源化的碳减排量纳入交易体系，使企业获得额外收益；同时建立产能监测系统，避免区域性产能过剩。这种动态调整的政策框架，既能解决当前资源化瓶颈，又能为产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最终实现“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环境受益”的固废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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