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地方两会陆续开幕，政府工作报告纷纷出炉，恰逢《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简称《方案》)推行近一年，垃圾分类再成焦点。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蒋建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目前来看，制度的重要性是非常突出的。《方案》的实施更多地传递出试点的信号。相对来说，公共机构和企事业单位是更易于实施垃圾分类政策的，产生的垃圾进行组分相对简单，更易于管理。

　　北京零废弃发起人毛达向记者表示，在公共机构和企事业单位进行试点，能最大化体现政府的力量，起到上行下效的模范带头作用。

　　公共服务设施待完善

　　去年12月6日，环保部公布了《2017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其中指出，我国生活垃圾产生量为18850.5万吨，由于涉及人群广泛，已经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没有教育引导，大众对垃圾分类的意识很难培养起来。而实现教育引导的基础，是建立公共服务的配套设施。”毛达认为，公众投放垃圾后，后续的一套程序其实是公共服务。一整套流程、标识和服务的标准，相关部门要有所准备。只有信息透明，才能有助于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垃圾分类是较长的过程，从目前来看，制度的重要性将是非常突出的。”蒋建国认为，公众垃圾分类意识需要配套的制度、长效的措施和引导办法。

　　《方案》中计划，在2020年底前，我国省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等46个城市，要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在地方两会上，这一目标任务贯穿于多省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今年，北京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2018年要探索实施差别化垃圾收付和补偿政策，促进垃圾减量。上海提出，今后五年要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垃圾分类走在全国前列的广州强调，将实施《广州市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全面推开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毛达对记者说：“垃圾分类就是要让放错地方的资源重新归位。大家都说垃圾分类好，真正将行动付诸实践。社会的大环境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正如《方案》所说，要遵循政府推动，全民参与的原则。落实城市人民政府的主体责任，强化公共机构和企业示范作用，引导居民逐步养成主动分类的习惯，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

　　政府要发挥兜底作用

　　蒋建国表示，我国推行垃圾分类20年，经历了不少的波折。因此，现在最关键的是政府要有足够的耐心。

　　“单位相比于居民社区，同质性高，边界可控，产生的垃圾种类也没那么复杂，所以相对好管理。”毛达表示，政府在垃圾分类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方案》强调，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

　　蒋建国认为，每个阶段，垃圾问题都不完全一样。现在垃圾量增加很多，与外卖、快递甚至共享经济都有直接的关联。政府应从产生的源头来考虑顶层设计，从整个体系解决垃圾分类的问题。

　　事实上，国家对垃圾分类可谓“穷追不舍”。2017年12月20日，住建部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部分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通知》，要求在进入焚烧和填埋设施之前，可回收物和易腐垃圾的回收利用率合计达到35%。

　　“这次通知，其实主要针对的是回收率35%的问题。”毛达指出，将垃圾从源头分类。

　　使其更加精准化，《方案》要求，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要结合本地实际，于2017年底前制定出台办法，细化垃圾分类类别、品种、投放、收运、处置等方面。

　　截止目前，北京、上海、重庆等城市都已出台了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在蒋建国看来，垃圾分类最终的目的是达到减量化，只有政府从源头控制，并且将后端设施完善，才能得到大家想要的效果。

　　“我国垃圾分类最缺的是信心，还在‘摸着石头过河’。”毛达认为，相关部门在规划方案的思路还有待更细化，垃圾分类至少需要十年的规划，这样才能体现相关部门的真正思路。

　　《方案》指出，到2020年底，我国要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

　　据了解，我国城市固废处置，建筑垃圾、医疗垃圾、电子垃圾和餐厨垃圾等大类别的收运系统已基本建立。“目前就剩下生活垃圾细分类，这块‘硬骨头’。”蒋建国说。

　　“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完全靠市场行为，持续性有限。”蒋建国表示，政府要发挥兜底作用。城市之间要打破壁垒，落实相关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