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率领的上海市代表团访问日本。访问期间，应勇分别考察了东京森大厦城市综合体开发项目和垃圾分类收集、东京杉并垃圾处理厂、横滨新鹤见养老院和横滨站综合交通枢纽，实地了解日本在城市综合开发、垃圾综合治理和养老服务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迄今为止，我有两段执行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的经历，一段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留学居住在东京都多摩地区的生活，另一段则是在上海，我所居住的闵行区古美街道自2011年开始成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的试点社区。借助这两段切身的生活经历，我想讨论一下上海在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减量这一城市环境治理上与东京究竟存在多少差距?从东京的城市生活垃圾的精细化管理中，我们又可以借鉴什么?
　　
　　上世纪90年代初到日本读书时，东京还没有实行严格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居民可以随意把没有分类的生活垃圾丢进路边大型铁质垃圾箱里。但自1991年日本政府修改颁布《废弃物处理法》后，这种粗放式排放方式逐渐被终结，垃圾分类减量作为居民人人必须严格遵守的一项生活制度，开始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
　　
　　日本的生活垃圾最终处理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运到垃圾焚烧工厂烧掉，另一种就是运送到填埋场填埋掉，“眼不见为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处于高度增长期，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带来了生活垃圾的大量排放。当时，东京都的23个特别区中有9个区没有垃圾处理场地，家庭生活垃圾焚烧率不足26%，剩下74%的厨余垃圾都要运到江东区梦之岛地区加以掩埋。江东区的面积不足40平方公里，但在这一狭小区域内，一天则有多达5000辆、年间超过百万辆次的垃圾清运车进进出出，带给当地居民的是废气噪音、交通阻塞、恶臭扑鼻、鼠蝇肆虐、焚烧垃圾的残灰随风飘荡，把这个南临东京湾、夹在隅田川和荒川两条大河之间、拥有众多运河与桥梁、被称为“水彩都市”的地区，变成了巨型的“垃圾坑”。长期遭受这种严重的“垃圾公害”之苦，让当地居民产生强烈不满，由此爆发了持续三年之久的人称“垃圾战争”的纷争。这场纷争最终以杉並区自建垃圾处理场，运送到江东区的垃圾按吨付费的妥协方式，达成和解。当时，大众媒体针对这一事件，开展了不间断的“轰炸”式新闻报道，使得“垃圾公害”的严重性和严峻性广泛深入到日本人的“骨髓”之中。所以，一旦日本政府推出垃圾分类减量环境治理制度，绝大多数居民都能欣然接受并积极遵守。
　　
　　日本的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管理精细化到什么程度呢?笔者整理出东京都国分市政府的分类排放方法。其标准是这样的：(1)收费垃圾与非收费垃圾、(2)可燃垃圾(厨余垃圾等)与非可燃垃圾、(3)陶瓷、金属工具、小型家电等再生资源、(4)小型充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垃圾(危险品)、(5)大型垃圾(家具等)、(6)塑料资源、报纸、纸箱、牛奶纸盒、(7)图书、杂志及其他纸张、(8)玻璃瓶、易拉罐、(9)塑料饮料瓶、食品包装盒等九大类垃圾。而且，为了便于居民进行识别分类，该市官网登出几乎囊括整个居民生活中可能会产生的1300余种废弃物品的“分类辞典”，以五十音图顺序，按品目、对应“可燃、不可燃、资源、有害”等归属进行列表，以供居民在分类时进行参考。居民按照这一标准进行分类，然后再按照政府规定的垃圾收集日历进行定时定点排放。如果错过时间，只能乖乖地拿回到家里去，因为街头路旁早就没有让人投弃垃圾的垃圾箱;家具、修剪树枝等大型垃圾必须打电话付费申请搬运出去。对违法排放的惩罚也是比较严厉的，违法者会收到罚单，而且会被周围邻居看不起，让你呆在那里不自在，体验到“人眼可畏”的威力。
　　
　　相比之下，上海推行的分类方法比较简单，就是把湿垃圾(厨余)、干垃圾、玻璃制品等简单地进行分类，分别投进相关的垃圾桶内。但是，面对更为繁琐的垃圾分类，为何日本人就能执行到位?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优化机构设置。在垃圾分类减量问题上，东京都政府只负责制定政策和协调23个特别区及多摩地区30个市町村出现的问题，具体实施问题都下放到各个区或市政府自治体，这些区或市只有一个叫“清扫课”的部门负责管理垃圾问题，不存在多头管理。一旦出现问题，能够高效率解决。
　　
　　第二，完善和细化治理方法，帮助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一个好的习惯的养成，不仅需要每个居民作为“有心人”的积极参与，还有赖于相关部门开展细致入微的推广指导工作，把“分类减量”真正落实到每一个人，让稍显麻烦的“分类减量”行为成为居民的生活习惯。
　　
　　在这方面，日本新泻市有着很好的经验可以参考。上世纪90年代实施生活垃圾分类之初，这所拥有80万人口的城市共动员了12万多人参加2215场垃圾分类市民说明会，市民参会率达15%。新泻市推广垃圾分类工作主要通过“町内会”、“自治会”这些居民自治组织实施，通过“町内会”、“自治会”下的居民班、组再下沉落实到每个居民家。日本的“町内会”、“自治会”是市町村政府之下的基层自治组织，不属于行政机构范畴。它们虽然类似于中国的“居委会”，又有着很大的区别。“町内会”一般为传统街坊居民的自治组织，“自治会”则多为新兴的公营或民营住宅小区的居民自治组织。“町内会”不仅作为行政辅助团体宣传政府的政策，而且还作为政治团体上传民意，即代表居民向地方政府陈情。虽然在法律上没有强制居民必须加入这些组织，但因要在该区域内生活，“低头不见抬头见”，居民加入比率比较高，地方上的居民有时加入率高达100%。入会家庭必须缴纳少量的会费，除需要参与社区防火防灾活动、到路口维持交通秩序以保护学童上学安全等活动外，每家都要轮流去做社区“值日生”，负责清扫冲洗垃圾站的卫生。“町内会”一般会拒绝没入会的家庭将垃圾排放到垃圾站。
　　
　　当然，由于国情和实际生活环境的差异，我们也不能完全复制日本的经验，而且有些问题也是我们“独有”的。比如，上海在垃圾分类中普遍存在“二次分拣”，这在日本基本是很少见的。建议有关部门明确“二次分拣”在垃圾分类工作的地位，合理核定和发放分拣劳动报酬，适度提高分拣工人的收入水平，同时对相关资金的使用进行必要的监督管理。又如，为减轻居民对在厨房中堆放两个或两个以上垃圾桶有抵触情绪的问题，相关部门可采购一体化干湿两段垃圾桶，发放给居民使用。小区内垃圾桶一定要套上大塑料袋，便于保洁员清理。此外，在源头控制上，建议在蔬菜批发市场逐步实施精捡蔬菜入市制度，从销售环节减少厨余垃圾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