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是城市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有效手段，也是提升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环节。我国早在2000年就启动垃圾分类工作，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率先试点，实行17年来，效果并不理想。
　　
　　垃圾治理，是个全球性难题。日本用了27年，形成全民参与氛围，德国把垃圾分类当一项系统工程，大约40年才见效果。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哪些奖惩措施?推行过程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又是如何解决的?
　　
　　1.对标之一：垃圾桶去哪了
　　
　　街头难寻回家细分vs随处可见标识混乱
　　
　　曾饱受垃圾问题困扰的台北，1996年起实施“垃圾不落地”——街头不再设置垃圾桶，改由垃圾车定时定点回收。媒体人徐迅雷在国家级环保期刊《绿色视野》撰文回忆，台北街道较清洁，除旅游点和交通枢纽，基本不摆垃圾桶，平常要把垃圾带回家先分类。180条垃圾回收专线，每天定时开行。市民等车到来，再分类投放。乱丢垃圾，最高将被罚新台币6000元(约合人民币1200元)。

　　台湾家庭主妇出门处理垃圾。《致爱丽丝》和《少女的祈祷》两首乐曲是垃圾车的标志，听到这歌的旋律就提醒你可以去倒垃圾了。视觉中国图
　　
　　在日本街头，想找垃圾桶也很难。“这和日本人的分类意识较强有关，另外，很多便利店有垃圾桶，有部分替代作用。”旅居日本多年的谈震认为，街头不设桶，一举多得：店员负责清理，政府省开支;顾客扔垃圾时，可能顺便进店消费;城市更整洁。为防止随地乱扔，日本《废弃物处理法》规定：胡乱丢弃废弃物，最高可判5年有期徒刑，并罚1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0万元)。
　　
　　反观上海，在街头、公园、商场和地铁站内，分类垃圾桶随处可见，但设置不统一：分类标识不清晰，颜色区分不明显，左右桶类别不固定……对推广垃圾分类没有实质帮助。
　　
　　全面实行“垃圾不落地”，需法律法规及时配套和全民分类意识跟进，上海目前撤走街头垃圾桶未必合适，但相关设置有必要改进。在统一标准、设置合理的同时，不妨因地制宜地调整。比如，在小吃街或美食广场，湿垃圾量比较多;公园和商场的干垃圾更多;而在居民小区，还应增设废电池、荧光灯管等有害垃圾收集桶。
　　
　　2.对标之二：定时定点回收
　　
　　严格遵守一丝不苟VS流于形式责任不清
　　
　　与“垃圾不落地”政策相关的重要环节，是“定时定点回收”。
　　
　　日本各地垃圾基本都细分到10种以上。知晓每天回收哪一类，是民众的必修课。个人和单位都按时分好类，放到门口指定地点，由垃圾车定时定点运走，错过就要等下一次。
　　
　　德国也推行类似制度，每户门外有4个不同颜色的垃圾桶，清运机构按日期清运不同垃圾。分类不合格，会被拒收。
　　
　　台北刚推出“定时定点回收”时，居民们也觉得不方便。徐迅雷介绍，在大湖公园家小区，居民每晚8时到垃圾收集车前排队。“有时要冒雨丢垃圾;万一错过，垃圾可能在家发臭。”2010年，社区管委会征集业主意见，在地下车库改造了一间垃圾收集室，花数万元贴瓷砖、装除臭机，买来冰柜储存厨余垃圾，避免异味滋生。其他可回收垃圾分门别类装进十几个密封桶。室内还加装摄像头，监督住户按规定扔垃圾。　　.
　　
　　上海也有部分小区试行“定时定点”。凉城路一个小区内的垃圾箱房被一分为二，右侧干垃圾投放口敞开，左侧投放口紧闭，且注明“湿垃圾投放时间6:30-8:00、18:00-19:30”。可让人费解的是，棕色湿垃圾桶却放在箱房外，“定时扔”变成了“随时扔”。
　　
　　不少上班族反映“定时定点”有难度，但业界普遍认为，对标成功经验，此举必不可少。和上班时间冲突怎么办?“可拜托邻居扔，或暂存家里，周末再扔。台北某些经验值得借鉴——用冰柜冷冻湿垃圾，再择机统一扔。”上海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项目总监郝利琼说，当务之急，是落实社区、物业和居民的责任，让“定时定点”真正发挥作用。
　　
　　3.对标之三：“胡萝卜加大棒”
　　
　　少扔少付按量计费VS绿色账户激励有限
　　
　　纵观各国和地区的成功案例，除了靠民众素质，还离不开严格的激励约束机制。
　　
　　台北2000年起实施“垃圾费随袋征收”，一般垃圾必须投入专用付费垃圾袋，厨余垃圾和可回收垃圾则免费投放。到2010年，台北日均垃圾量减少三分之二，实现“零掩埋”。民建上海经济工委会员吴小龙和陈兵撰文分析，这得益于“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专人抽查扔垃圾，违者将遭上千元重罚;制造、贩卖假冒收费垃圾袋，还可能入狱1至7年。
　　
　　从事垃圾资源化研究多年的王政认为，按量计费是台北的关键经验。2000年前，台北随水费收垃圾费，缴费额与垃圾投放量无关。“随袋征收”后，分得越细，缴费越低。民众意识到“少扔垃圾少付费”，分类积极性大增。
　　
　　德国也实行“污染者付费”,居民按垃圾桶大小缴纳垃圾处理费。工作人员清运时会抽检,并有权开罚单。
　　
　　201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规定“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完善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上海能否借鉴台北经验，对不可回收垃圾，推行“污染者付费”?
　　
　　申城近几年力推绿色账户，但激励效果有限。一名推广人员透露，积极参与者以老人居多，大都为积分而积分，分类意识并不强。申领、积分和兑换起初限制较多，催生不少“僵尸卡”。好在，相关通道已拓宽，个人可在支付宝注册绿色账户，自助扫描积分，兑换超市优惠券、共享单车月卡等产品，对年轻群体的吸引力有所增加，但宣传力度依然不够。
　　
　　推广垃圾分类，市民应得实惠，还要有制约性措施，“如果违规者无‘痛感’，那么垃圾强制分类很难实现。”市绿化市容局研究室的周海霞感叹说。
　　
　　4.对标之四：课堂里学分类
　　
　　各类学校都有课程VS素质教育有所提及
　　
　　台北市民的垃圾分类意识近些年明显提高。吴小龙和陈兵研究发现，宣传教育功不可没——制作各种宣传资料，详细解释分类意义;政府官员随身携带垃圾袋，随时宣传;成立资源回收及专用垃圾袋推动小组，通过海报、折页、街头标语、现场说明会等方式宣讲。学校则是另一个重要的宣传阵地。台北几乎所有学校都开设资源回收再利用课程，小学生个个都是垃圾分类高手，堪称家庭资源回收教育的“种子部队”。
　　
　　日本有些地区的垃圾手册列出500多项条款，民众都会自觉遵守，与他们在学校和家庭长期接受环保教育有关。日本很早就对学生开展环境教育，把垃圾分类纳入课本。“父母也重视训练孩子从小养成分类习惯。”谈震说，很多小朋友喝完饮料，会自觉撕下瓶身包装，放到不可燃垃圾里，饮料瓶归可回收物，瓶盖另行处理。
　　
　　2011年，上海向市民广发《垃圾分类指导手册》，计划每年办500场次宣传教育培训班;积极招募培训志愿者，协助宣传、指导和巡视;每月第二个周六定为“社区资源回收日”。这一系列宣传活动中，坚持至今且成效显著的并不多。
　　
　　市教委2015年曾推出“常青树”老年教育项目，教绿色账户积分兑换。学习能力更强、家庭影响力更大的中小学生，却缺少类似课程。在去年的一次专题研讨会上，市政协常委黄鸣指出，浙江很重视垃圾分类宣传教育，比如杭州就有一套基础教育教材，从幼儿园开始，相关内容不但进了教材，还纳入了教学计划。她建议，上海教育部门尽快让垃圾分类进教材、进课堂，成为学生必要的实践内容，而不是仅在素质教育中有所提及。
　　
　　目前上海已明确将垃圾分类知识和要求纳入本市学前及义务教育课程体系。去年，上海生活垃圾科普展示馆开馆，上海市废弃物管理处全年组织204批次、9541人次参加“垃圾去哪儿了”公众体验活动，130场爱心暑托班也加入了垃圾分类宣讲内容……宣传垃圾分类“从娃娃抓起”，深入推动全民宣传，贵在坚持。